印度圣雄甘地略记
转帖]印度圣雄甘地略记
印度圣雄甘地略记
提起近代印度，许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位苦行僧式的人，这个人剃着光头，上身赤裸，皮肤黧黑，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架木制纺纱机，他一有空就纺起纱来。他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阵激动的欢呼，会有一群信徒自愿跟随着他。他就是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
“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是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
——甘地
青年时平凡的甘地
公元1869年10月2日，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印度西岸卡提亚华半岛的波尔班达城降生。
这一年正是英国经过2个多世纪的经济掠夺和将近1个世纪的军事征服正式将印度变成其殖民地的第20个年头。当时的印度已失去了一个文明古国的辉煌与尊严而屈服于异族的统治，
甘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国家。甘地的家族信奉印度教，属于毗湿奴教派，为第三种姓——吠舍的一支，班尼亚种姓。甘地家族曾世代经商，但甘地的祖父乌塔昌德弃商从政，先后担任过卡提亚华半岛上几个土邦的首相，甘地的父亲及其叔父也做过波尔班达邦王公的首相，这使甘地家族在卡提亚华享誉一方。这一教派奉行仁爱、不杀生与素食，提倡苦行。
甘地的父亲拉姆昌德·甘地曾因丧偶先后连续结婚4次，一共生有3男3女，甘地排行最小。甘地认为他父亲“忠勇侠义，慷慨大方，热爱宗教”。虽然性情有些急躁和纵情肉欲，却因其廉洁公正而闻名遐迩。他淡泊名利，无意升官发财，虽然没有给甘地留下雄厚家财，却为之树立了良好的家风。甘地的母亲为一虔诚圣洁的宗教信徒。她对宗教的笃诚给甘地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甘地回忆，她母亲每日必参拜神庙，每餐必作祷告，每遇宗教忌日，她必绝食祈祷，而且时常许愿，有时甚至许下最不易奉行的誓愿，她仍信守不渝。不过，甘地的母亲虽是文盲，却并非寻常的家庭主妇。她熟谙世理，知晓国家大事，她的才识曾得到
过土邦王宫里一些贵妇人的赏识。幼年的甘地曾多次随母亲出入王公府邸，在一旁聆听母亲与王公寡母们的谈话，母亲的志趣对甘地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甘地在波尔班达度过了孩提时代。甘地并非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他勤奋刻苦却反应迟钝，记忆欠佳，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成绩平平。他也不是一个活泼顽皮的孩童，他生性腼腆，胆小怕事，是个诚实规矩的孩子。13岁那年由于印度盛行的童婚，甘地与一位目不识丁的女孩嘉斯杜白结为夫妻。两个无知的孩子由此被投入了人生的大海，过早地涉足了成人的生活。甘地这位后来成为世界禁欲主义象征的人很快发现夫妻生活的乐趣，并因此坠入情网，迷恋家室。总的说来，中学时代的甘地仍平庸无奇，他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
甘地的少年时代，革故鼎新的风气已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大陆悄然兴起。当时一些印度知识分子试图给积贫积弱的印度注入生命活力，开始倡导印度现代化运动。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喊出了“以理智与推理代替纯主观的教条和信仰，以科学与进取，代替玄想与保守，并以新的宗教观念代替旧的偶像”。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甘地所在学校的许多教员和知名人士开始破除教规，喝酒吃肉。在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英人雄纠纠，印人何其小，肉食者治人，身躯六呎高。”甘地的好友，一位体格强壮，身姿矫健的小伙子，也不时在甘地耳边宣传吃肉的好处：“我们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所以能统治我们，就因为他们吃肉。”并说自己之所以体魄强健，也是因为吃肉的结果。从小在素食环境里长大，却一向瘦小纤弱、胆小怕事的甘地不能不为之心动。他开始相信吃肉能使自己身强力壮，胆识过人，如果全国一致肉食便可将英国人打倒。
他们不再像做贼似的龟缩在河边僻静处，而是频繁出入政府宾馆大厅，享用色香味俱全的荤宴。潜移默化中，他不再厌恶洋面包和山羊肉，也不再为山羊而心生怜悯，而且渐渐爱上了荤食。这种尝试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便结束了，因为美味佳肴尽管有益健康，但价格高昂，一般印度人不敢问津。再者，老是背着父母去做这些事情有悖甘地的天性。甘地本人认为吃肉固然重要，可是欺骗父母，过不诚实的生活，岂不更坏。所以甘地决定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暂且遵从他们的愿望，尽一份忠孝之心。
在进行肉食体验的前后，甘地情不自禁有些放浪形骸。他曾和同伴一起光顾妓院，因他木讷怯懦徒然遭到一阵羞辱而落荒而逃。他也开始嗜好吞云吐雾。由于家中管教甚严，他没有钱买烟，只有捡烟头抽；烟头找不到，就去借钱；借不到就偷佣人的零用钱，甚至偷偷地从哥哥的手镯上刮下一块金子去变卖。在干着这一勾当的时候，他内心所受的折磨使之曾尝试过自杀。
最后甘地毅然向父亲忏悔。他向当时卧病在床的父亲写了一封悔过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发誓不再偷窃。甘地本来以为暴躁的父亲会高声呵斥，捶首顿胸。然而父亲却老泪纵横，一言未发。父亲的眼泪与宽恕在甘地看来是一堂非暴力的实物课，他深深领悟了忏悔的力量。
甘地16岁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父亲因久患瘘病终于卧床不起，妻子偏偏又在这时有了身孕，孝顺的甘地和母亲及家中的一个老仆人一起担当起看护病人的责任。甘地常给父亲清洗创口，敷药、配药并协助其吞服，每天晚上还坚持在父亲腿上按摩，直至有人接替或父亲安然睡去才肯离去。可是年轻的心思却常使他一心二用。虽则每晚忙着为父亲按摩双腿，心中却记挂着有身孕的妻子。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甘地追悔莫及的事情：约莫晚上10点半到11点钟左右，甘地的叔叔接替他服侍病人，他便乐不可支地直奔房间与妻子温存。仅仅五六分钟后，佣人扣响了这对年轻人的房门并告之父亲去世的消息。甘地闻言，羞愧难当，他为自己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尽份孝心却耽于与妻子缠绵而无地自容。他认为这是他终生难以洗刷和忘怀的污点，为自己的纵情恣欲而深感羞辱。在这之后，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几天便夭折了。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1887年甘地念完中学，通过统一考试进入巴纳加尔城的萨尔马达斯学院就读。然而他听不懂教授的讲课，也谈不上什么兴趣，学习生活很不如意，一学期后他趁着学校放假打道回府。
正当甘地为下一步学习愁苦不堪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一日，甘地家的世交，一位学识渊博的婆罗门马福济·达维先生前来拜访甘地的母亲和长兄。当来人得知甘地在萨玛尔达斯学院就读时，便建议道：“当今时代，如果你们不受适当教育，就别想继承祖业。但如果按部就班地在国内就读恐怕也很难如愿。倒不如送他到英国去学习。不仅经济，而且时髦。等他学成归国，好的职位便会送上门来。”这个建议很合甘地的口味。
年轻的甘地
到了英国这位来自印度西海岸的18岁青年黯然神伤。每当夜阑人静，他常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饱尝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苦无告。
由于发誓素食，他所能吃的东西十分有限。早餐的麦糊倒还可以凑合，午饭和晚餐多是蔬菜、面包与果子酱。青菜一般只是用水煮过，且不搁印度人一刻也少不了的盐或香料，甘地实在难以下咽，况且这些东西对一个胃口很大的印度人来说根本不顶事。出于礼貌，他每次只吃两、三片面包。和善的主人见状，就劝他打破戒律。屡劝无效，主人也急了：“如果你是我弟弟，我就送你回去，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的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坚守这种誓言是纯粹的迷信。我要告诉你，你这样执拗在这里不会有好处。你吃过肉，而且觉得好吃，你在绝对不需要的地方倒吃了，现在到了该吃肉的地方却不吃，真是不可思议。”但不管别人怎么劝，甘地仍坚守一诺千金的古训，决不违背誓言。 闲时他也出去逛逛，顺便找些能吃素食的地方。有一天，他在法林顿大街找到了一家素食馆和一些有关素食的书籍。这一发现令甘地喜出望外，这不仅使他开始摆脱进食的苦恼，而且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素食体验者。以此为契机，他阅读了不少有关素食的著作，了解了素食的宗教、科学、实践与医学的根据。他订阅了英国素食者协会出版的周刊，并参加了这个协会。
甘地在逐步摆脱孤寂与饮食方面的困扰时，也在尝试适应英国的社会环境，摆脱窘境。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的衣着服饰、言行举止具有绅士风度。为此他不惜重金，特意买回了一顶漂亮的丝帽、一套高档晚礼服、一双锃亮的皮鞋、一双白色手套和一只镶有银球饰物的手杖。还叫他哥哥寄来了一条双层金链表。他还买了一瓶美发油，梳整他那桀骜不驯的头发，每天花上几个钟头站在一面大镜子前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当有人告诉他做绅士必须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术时，他不假思索地到一个跳舞班去学跳舞，还专门请了个教员教他演讲术，并开始攻读法语。他说他当时就像一个古代隐士，为养只猫捉鼠，结果要养头
牛供他吃牛奶，还请专人来饲养牛。尽管这样煞费苦心，他仍然找不到英国绅士的感觉。在一本培尔的《演说家典范》中他得到了启示明白了真正的绅士风度并不是可以从这些着装上学来的，内在涵样和深度才是他真正应学习的。
甘地单独租了一处住所。他深居简出，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地苦干了半年，虽然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他却并不气馁，反而以加倍的克勤克俭迎接第二次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伦敦大学的一名学生，攻读法律。
在伦敦的第二年末，甘地开始阅读英译本的印度圣诗《纪达圣歌》。书中一些充满哲理的论断引起了甘地的强烈共鸣：“人如果注意感官之物，那就将受它的诱惑，诱惑生爱好，爱好生欲火，欲火置一切于不顾。藩篱既破，浩气无存，终至精神丧失，身心同归于尽。”甘地认为这些书就像无价之宝，是人们认
识真理的至上佳作。此外，他还读到《亚洲之光》、《通神学入门》并初次接触《圣经》。他对《旧约》兴趣不大，对《新约》却爱不释手，其中《登山宝训》中所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拿你的内衣，你就连外衣也让他拿去”，对甘地颇有影响。所有这些，对甘地后来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并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级法院注册。
6月12日，甘地告别英伦，踏上了故土。从孟买上岸，他便从哥哥的口中得知他朝思暮想的家母已不在人世。大哥的话，像晴天霹雳一样，使得甘地几乎昏倒在地。 他茫然的望着海洋 ，想起在英国的四年，吃苦耐劳，努力求学， 唯一支撑他奋力不懈的信念就是希望早日取得律师资格，荣归故里，光耀门楣，让母亲高兴。
在孟买，甘地挂牌营业。他接下的第一宗案子是由中间人介绍过来的一桩小案，按规矩甘地得给中间人一份佣金，但他认为这有悖于他的为人准则而执意不肯给，尽管他对当事人的收费比别人低得多。作为被告的辩护人，甘地第一次出现在孟买的小案法庭上，按程序他得先向原告的见证人提出诘问。可事到临头，他竟胆小如鼠，一站起来就浑身发抖，头昏目眩，竟然不知该问什么。他只好告诉代理人说他不能受理此案，让他另找高明，自己灰溜溜地逃出了法庭。好不容易等来的第一宗案子就这样给办砸了。
后来他回到了祖籍波尔班达，当时，波尔班达已属英国人管辖。甘地在其祖辈、父辈们曾经供职的该邦王公手下谋得一份差事，其使命就是为波尔班达王公争得更多一点权利。这里的行政官员虽有些是印度人，但其嚣张气焰并不比那些英国老爷逊色。在为波尔班达王公争权夺利的过程中，甘地注意到许多贫苦佃农的惨况，接触到法律的不公正与执法者的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官场的黑暗，现实的残酷令甘地无比痛苦，自己身为律师，不能捍卫法律的尊严，对一些贫苦的当事人往往爱莫能助，也使他内心充满矛盾。
正当此时，一桩来自南非的案子改变了甘地的命运。甘地的同乡，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在南非开办的公司与另一家南非印度人公司因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正在南非法院打官司，案子久拖未决，虽然对方给予他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商店店员的待遇，但甘地毅然决定应邀前往。
成长在南非
在南非法庭有个歧视性规定，即印度人到法庭必须摘下头巾，只有穿伊斯兰服装的印度人例外。庭长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认为庭长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自由，因而断然拒绝并愤然离庭。 印度人与欧洲人在种族、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上大不一样，使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白人加倍敌视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的印度人。他
们想尽办法，采取强迫遣返、征收苛税、剥夺选举权等手段进行种族迫害与歧视。由于印度劳工大多不识字，商人为了赚钱而忍辱负重，在政府机关就职的低级职员不会也不敢斗争，加之印度人因职业、信仰、种族关系错综复杂，无法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殖民当局步步紧逼的迫害。
甘地则不然。他受过英式教育。懂得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而且熟悉殖民者的法律。对于这种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与偏见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忍气吞声。
从法庭出来后，他当即给报馆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坚持戴印度头巾的理由。报界予以披露，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支持他的勇气，有人批评他的冒昧。在欧洲人眼里，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但甘地却因此而出名。
没多久，阿布杜拉商行接到他们律师的来信，要求阿布杜拉亲自或派代表去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打官司。阿布杜拉决定让甘地代表他前往那里。
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之行是甘地与南非真正接触的开始。阿布杜拉公司给甘地买了头等车铺位，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因为这里不同于印度，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火车于晚间9点左右抵达纳塔耳省城马利兹堡。从这一站上来一个乘客，他从头到脚审视了甘地一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一会儿带来几个官员，他们强迫甘地搬到货车厢去。甘地解释他有头等车厢车票，官员不听，又叫来了警察，不由分说将甘地赶下火车，将他的行李也一块儿扔了出来。茫茫夜色中，火车开走了，甘地孤零零地被抛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当时正值隆冬，甘地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踡缩在没有灯光的候车室里静待天明。在这月黑风高的漫漫长夜，甘地经受着寒冷的威逼和内心痛苦的双重折磨。他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不过是种族岐视的病症，在那一在他决心为民族奋起，哪怕因此遭受再多的痛苦也在所不惜。
也许当一个人想的不再只是私利时，甘地变的勇敢了。
甘地平生第一次对公众讲话，论题是“商业上的诚实”。在此之前，甘
地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就不能讲诚实，诚实只属宗教上的事情。甘地的讲话就是力图驳斥这种观点，促使印度商人从钱眼里走出来，注意民族的尊严与形象。他说：在国外，诚实格外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格和形象。我们不注意环境卫生，不讲诚实，是使印侨遭人鄙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讲话结束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作为印侨的代言人与当局交涉，并表示自己将为这个协会尽力。
甘地的讲话有感而发，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他的真诚第一次打动了这些在异族统治下备受欺凌却习惯了“将金钱和屈辱一起装进口袋”的人们，与会者表示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次集会很成功。从此以后，定期集会成了惯例，几乎每周或者每月都举行一次。通过这种形式，大家交换意见，群策群力，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侨的觉悟，增强了团结斗争的勇气与信心，也为甘地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自此以后，甘地走上了带领群众自觉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道路。
可是他来南非的主要责任是尽快了结阿布杜拉的案子。这是一宗由商业交易引起的大案，充满了无数错综复杂的事实和十分微妙的法律问题。为打赢这场官司，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
甘地办事一向认真细致，刻苦耐劳。一段时间后他便掌握了有关这些交易的所有文件。他还对簿记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考了大量法律书籍，查阅了大量有关案例。结果他对本案的了解甚至超过原告和被告本人。他认为此案胜诉已确定无疑。
不过，他不想按常规去打赢这场官司，而准备在法庭外解决。因为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到法庭上见分晓，还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律师费却在急剧上涨。虽然当事人都是富商大贾，但相互之间的恶感将随着对簿公堂而与日俱增。如果继续拖下去，双方都将精疲力竭，得不偿失。为此甘地一再向原告、被告晓以利害。他费尽唇舌，终于说服被告认输，阿布杜拉获胜。一宗旷日持久的纠纷案最终得到圆满解决。甘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他做律师以来所打赢的第一场官司，而且是一个久拖未决的官司。甘地学会了利用人性善良的一面去打动人
心，从而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就是努力使相互怀恨的双方言归于好。在其后多年的律师生涯中，甘地一直信守这个原则，竭尽全力使数千件案子私下解决。虽然他失去了高额的律师费，却因此而声名远扬。
此后的甘地团结并率领了在南非的印度侨民打胜了“印度人选举权”法案，人头税案等等，从此树立了威信。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报公布了亚细亚法草案，其中有关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如不按期登记者，将被处以100镑罚款或3个月拘役或被驱逐出境；上述居留证必须随身携带，供随时检验。管理人员还可以随时进入私人住宅检查证件。凡不出示证件或是拒绝上述规定的，即为违警犯。这是南非当局有计划地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一步赶走印度人的又一花招。
甘地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付自由人的法案，这项规定如果批准执行，而印侨又毫无反抗的话，则所有居住南非的印侨将被整个地毁掉。他很快作出反应，一方面将草案全文译成古吉拉特文，在《印度舆论》上公布，以引起印侨的足够注意，同时，召集印侨知名人士商议对策，最后大家决计公开抗议。
11月8日，甘地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谒见殖民大臣额尔金，向他陈情：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臣民，理应享受不列颠人民的同等待遇，因而恳请殖民地大臣至少应当指派一个委员会，研究南非现有的一切管理印侨的法令是否合适及如何改善的问题。额尔金爵士对此甚表同情，表示尽力而为。
上述临时组成的代表团，随后又拜会了印度事务大臣莫内，他们还晋谒了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首相建议下院召集印度事务委员会各委员约百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请甘地也参加。
甘地的努力赢得了英国舆论的支持。《泰晤士报》曾将甘地的备忘录全文刊载；《每日新闻》著文支持甘地；《论坛报》、《导报》等都派记者访问甘地。
由于甘地的努力，在他返回南非的途中，英国殖民大臣额尔金就已宣布：在未取得帝国政府重新考虑之前，德兰士瓦政府的亚细亚法应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可实际上，甘地的伦敦之行只不过推迟了反印立法的执行。1906年12月6日，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立即通过了一项法案，基本上是1906年印侨管理法的翻版。1907年3月21日，该法所有立法手续完成，5月英国政府批准该法，7月1日起生效。因而，所有印侨限于7月 31日以前前往登记。
甘地对此挑战，态度非常明确，他表示，德兰士瓦政府既然有决心和勇气贯彻此法，那么我们就将以更坚决的行动和英勇的斗争来拒绝遵守。
为赢得各方支持，甘地成立了一个“消极抵抗协会”，吸收了不少会员。在他的主持下，“消极抵抗协会”举行了多次公开集会，每次集会都是先讲解时局，然后大家宣誓消极抵抗。政府方面的计划是分区登记，而且是从印度人组织最弱的比勒托利亚开始的。为抵制登记，甘地率领消极抵抗协会会员不断举行集会，挨户游说，在整个比勒托利亚到处张贴标语，因而，该区1500名印侨只有100名前往登记。当时的华侨也与印侨采取了同一立场。
登记处在印侨居住地接连设立，印侨也全面反击。每一通往登记处的路上，都有义勇队员劝阻印侨前往登记，同时，又要保证不与警察发生冲突，如遇逮捕则欣然就范。
7月31日，登记的最后一天，比勒托利亚举行了一次印侨群众大会。2000多名群众聚集清真寺广场前示威抗议，加上其他各地代表陆续前来，达13000人之多。南非当局的官方代表在会上讲话，试图麻痹人们。甘地一边翻译，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此法低头，谁能保证这就是最后一次同类立法。很显然，本法如获执行，势必产生各种类似的地方性法规，结果是整个国家都要被弄得一塌糊涂。”
政府虽然百般威胁利诱，但无法让印侨以及华侨自动前往登记，只得将登记期限一拖再拖，直到11月30日，13000名指定应前往登记的人，仍然只有500名履行登记。
当斗争继续开展时，甘地感到“消极抵抗”一词尚不足以显示这一运动的真义，因为“消极抵抗”常被认为是无武器的弱者的武器，这暗示着一旦有武器就会变为暴力。而且一个印度人的群众运动竟要用英文词汇来表达，实为不妥，因此，他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以印度语名称代替原用的英语词汇“消极抵抗”。最后，甘地采用莫干拉尔·甘地的献议“萨达格拉哈”一词，并稍作改动为“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文“坚持真理”的意思），意为一种“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他说，“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甘地运用“坚持真理”这个概念进行的斗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12月26日，移民法已在议会通过，并经皇家政府正式批准。27日，警察局通知甘地前往警察署，并告知政府已决定逮捕他和其他24名领导人（包括一名华侨领袖），甘地向代理局长当面保证，所有的人第2天上午10点钟都会到达指定地点听候传讯。
当晚，印侨紧急会商，约1000人参加，甘地和其他被指控的领袖全体出席。大会上，甘地抨击皇家政府批准该法是置亿万印度人的信任于不顾，谴责该移民法是野蛮的法律，是“一个文明的政府，自称为基督教的政府所制定的最野蛮的法律”。在他看来，他与英帝国已到分歧的路口，“英国必须在南非和印度之间加以选择”。
28日，甘地及其同僚奉命出庭。法庭以无证居留德兰士瓦的罪名将其拘捕，并对其提起公诉。甘地这位昔日皇家政府的登记律师第一次以被告身份受审。当庭之上，甘地希望能给其机会声明其不服从的原因，未得允许。
甘地要求只发言5分钟，亦被拒绝。最后警察长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所有人驱逐出境，有的48小时内执行，有的则以一周或两周为限。
庭审过后，甘地便在政府大厦广场外对印侨、华侨及一些欧洲人发表演讲，他指出：
“不论我和我的同伴遭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的斗争必须继续。这是一种神圣的斗争，我们必须奋斗到底。”
德兰士瓦警察当局对甘地及其同仁的判决于1908年1月10日起执行。甘地发表一项简短声明，要求将他改判重刑。对于甘地这一请求，法庭倒是不假思索，立即改判甘地2个月徒刑，随即将他送往约翰内斯堡监狱。
甘地刚被押解出庭，外面的印度群众即高举黑牌，抗议游行。警察前往驱散，致使多人受伤。1月14日，另一英勇的非暴力抵抗主义者奈都和华侨联合会主席也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甘地同囚。1月29日，因非暴力抵抗罪名锒铛入狱者又增加了155人，其中多为零售商人，他们来自印度各地，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阶级的印侨。这说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得到全体印侨一致支持。
甘地与其同僚最初被囚于黑人监狱。这里仅可容纳51人，由于来人增多，不得不临时搭盖帐篷，以收容非暴力抵抗犯。普通的犯人，允许穿本人衣服，但全体非暴力抵抗政治犯则一律身着囚衣，并需服从一切规则。监狱的伙食极度糟糕，奉行禁欲生活的甘地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不过考虑到同囚其他犯人的利益，他在狱中也坚持非暴力抵抗，设法迫使监狱改善了伙食，同意以麦饼替代面糊，并使印度囚犯能自行烹饪。狱中的起居规则，他也很满意。出监以后，他还不断效法。如从此他不再饮茶，日落以前便吃完晚餐，等等。
当甘地以乐观和轻松的心情潜心体验铁窗生活时，在印度和英国，不断有人严重抗议南非当局对非暴力抵抗者的关押。屈于强大压力，政府曾一再召集内阁会议商讨此事，两周之后，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派德兰士瓦的开明之士卡迭莱脱前往狱中与甘地谈判。
经过交涉，双方作了些让步，并就此达成一项谅解协议。甘地答应去登记，史末资保证修改“黑法”。秘密会晤后，甘地获释。
刚刚获释的甘地身无分文。为赶回约翰内斯堡，他向史末资将军的秘书借了些车钱后便搭乘当日下午7点3刻的班车，于9点抵达约翰内斯堡。从车站出来便直奔纽敦伊斯兰教清真寺。午夜时分，他将在那里组织一次群众演讲会，鼓动人们自动前往登记。
2月10日，甘地和他的同志们离开非暴力抵抗运动总部，出发前往印侨登记处注册。8个身强力壮的帕西族人尾随其后，领头的名叫米尔·阿兰。临到登记处附近，米尔·阿兰上前问甘地：“你去干什么？”
“我想按十个手指印，然后领取登记证。”
甘地话音未落，米尔·阿兰对准他下腹猛击一拳。瘦小的甘地不堪一击，当即仆倒在地，头部正撞上石头，嘴唇与两颊、额头被戳破，一颗牙齿被撞松，其他人一涌而上，对甘地拳打脚踢，直到惊动了附近的人，阿兰等才拔腿逃跑，结果被几个欧洲人逮住送进了警察局。
即便被打成这样，甘地仍念念不忘他的保证。他躺在床上把登记表一一填好。在场的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曾保证过，只要我活着，只要神准许，我一定要领到第一张登记证。”
甘地还给警长打电报，表明他对阿兰的行为不予追究，接着他对印侨发表声明，希望他们也不要追究此事。
由于目击殴打甘地的欧洲人坚持要将阿兰治罪，所以甘地的请求未被批准。阿兰等人被判3个月苦役。
5月9日，志愿登记的最后一天，已有8000印侨申请登记，其中6000人获准。可以说，印度侨民已履行诺言，现在轮到政府履行它的诺言了。
然而，政府却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不仅没有撤回“黑法”，而且进一步采取行动。他一方面维持旧法，一方面补充了新的措施。
申请注册的印侨均需依旧法办理。史末资将军还发表一项声明，矢口否认他曾向甘地允诺过什么。甘地就此多次去信质问，史末资概不认帐。
史末资的背信弃义使甘地如梦初醒。他认为自己“过于相信史末资的政治家风度、诚实与尊严”。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为了争取所有印度侨民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现在既然政府已无意废止“黑法”，他决定恢复非暴力抵抗运动来对付移民法。他警告德兰士瓦政府：如果亚细亚法不按先前谈判的协议予以撤回，并在一个明确的日期公诸于众，那么印侨所领到的注册证将当众焚毁。同时，印侨领袖通知亚细亚注册司，因为政府背信，他们要求撤回申请，请求发还申请书。政府不予理睬。
新一轮的较量又拉开了序幕。似乎一夜之间，开始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无证经营小贩。原来，这是印侨有意违抗移民法以示决心。政府判处无证经营的100多印侨罚金，但他们拒绝缴纳，却宁愿坐牢。政府很快又发现如法炮制者愈来愈多，根本没有那么多监狱来收容这些以身试法者，他们也跟着改变对策，不再判拘役，而将他们的货物充公拍卖，或将其驱逐出境。
7月21日，甘地致信史末资，自请入狱。他质问将军：“那么多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刑入狱而让我逍遥法外，这是否意味着要鼓舞我采取行动，好让多数劳苦大众受苦呢？”23日，为表示对被捕小贩的同情，甘地又组织了德兰士瓦的印度商人全部罢市。他还在《印度舆论》报上每日报道当天印侨的活动以鼓舞士气。8月16 日，亚细亚新法完成立法程序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印侨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期答复的那一天，甘地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广场上堆满了人们自愿交出的登记证，主席台前有一火炉，公众集体焚烧登记证的工作万事俱备，只待政府的答复。当大家最后得知政府不愿改变政策的消息时，全场群情激动。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甘地开始演讲，他将上次与史末资将军交涉的全过程详尽说明。最后他说：“同胞们，假如有谁改变主意的，现在还来得及拿走你们的证件。但大家要知道，我们这样做，是要表示我们反抗‘黑法’的决心，而且有毁弃证件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三思而后行。”人群爆发出强烈的呐喊；“我们不后悔，我们不要登记证”，“反对黑法”等。在这当儿，上次殴打甘地的阿兰愧疚万分，他上前将被迫领来的注册证当场交给甘地让他焚毁。同胞之间的误解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
于是，甘地将收到的2000多张注册证当众投入火中，一时烈焰腾空，全场欢声雷动。群情振奋之下，一些先前未交出登记证的人也自动跑向主席台将其付之一炬。这次事件给当局极大震动。一家英国杂志认为此事可与美国独立革命前“波士顿倾茶事件”相媲美。
印侨的断然措施令南非政府极为难堪。慑于印侨的一致行动，史末资将军先施缓兵之计。8月18日，他约见甘地进行会谈。政府毫无诚意，谈判破裂。23日，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再次举行。焚烧登记证到处兴起。一些印度富商甚至以身试法，接二连三地进驻德兰士瓦，哪怕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
南非政府决定镇压。9月29日，甘地及其他15人第二次被捕，被关押到伏克斯洛斯监狱，从事苦役2个月。同时，在德兰士瓦各地，共有150名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徒刑。
10月16日，伦敦印侨举行集会，强烈抗议南非政府以非人待遇虐待南非爱国印侨。10月27日，甘地由伏克斯洛斯监狱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一凶杀案犯关在一起。
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
1909年1月15日，甘地返回德兰士瓦时，伏克斯洛斯警察局的警官又向他索要注册证或办理登记手续，甘地不从，因而被驱逐出境1A4英里，以后他又闯关，再次被捕，但旋即被开释回约翰内斯堡。2月25日，甘地和其他7人又以不能出示注册证并按手印罪，在伏克斯洛斯被判罚金50镑或苦役3个月，8人全部选择入狱。5月24日，甘地刑满出狱。此时，拘押、入狱、驱逐出境已成为家常便饭。
甘地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力与毅力，他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在工作之余就地入眠，一觉醒来接着工作。甘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一次接见《水星报》记者时他指出：“印度人已斗争了2年，将近2000人被捕，亦即有1/3的印度居民已被德兰士瓦拘禁过，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屈服，但我想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支持这一斗争。”
南非政府对甘地及非暴力抵抗者无能为力，暴力已制服不了那些手无寸铁却不屈不挠的人们，在此形势下，博瑟将军和史末资将军于6月中旬赴伦敦，与皇家政府讨论在南非成立联邦的前途问题，甘地也决定派一个印度代表团赴英，以期英国能从整体利益的立场来协调南非的未来发展问题。
不过，由于史末资与博瑟2人先声夺人，英国政府无意改弦更张，甘地除了得到一封博瑟将军的表明英国政策的信外，别无所获。
11月13日，甘地失望地离开了伦敦。在伦敦期间，他对印度前途问题的思考有了初步的轮廓。返回南非的途中，甘地在船上奋笔疾书，写就了一部3万字的书稿，书名《印度自治》。书中甘地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自治”观。他认
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已使印度精神退化，经济衰败，政治屈辱，个人贫困，因而是不道德的，但英国人多受自己的商业观念影响，不会主动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印度起而争取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政治自由，还包括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两者紧密相联、互为协调。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甘地认为，暴力不能拯救印度，它的文化需要它用不同的、高超的自卫武器，即以“爱的福音代替仇恨，以自我牺牲代替暴力，以灵魂的力量代替野蛮”。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真理和非暴力方式。
《印度自治》是甘地思想的精华，最初在《印度舆论》上连载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译成英文本。据说托尔斯泰看后对它推崇备至，认为书中讨论的主题——真理与非暴力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应为印度，也当为全人类所重视。
甘地及其同志在南非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得到了印度国内的支持。国大党温和派主席戈卡利对甘地的斗争予以高度赞扬：“甘地有着超人的精神力量，有着英雄烈士所具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光荣与前途。”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使其在印度名声大噪。孟买国大党省党部提议以甘地为下届大会主席候选人，甘地因专注于南非的斗争而致电谢绝。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回电，目前除了德兰士瓦的斗争，我无暇顾及其他。我希望全国同胞们，要认识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它的目的是全国性的，是要保持我们印度的光荣。我也许错了，但我敢说这是现代印度最伟大的斗争，因为它目标最崇高，手段最纯正，任何形式暴力手段均被摒弃，非暴力抵抗者相信，自苦乃是获得永久改革最真实有效的办法。”
印度国内对南非印度人斗争的积极反应也从客观上对南非政府有制约作用。12月24日甘地和另外6个同志再次进入德兰士瓦时，未遭逮捕，其主要原因是南非政府想借此安抚即将在拉合尔举行全国大会的印度国大党，以免国大党激进派在拉合尔大会上拿印人在南非的处境作文章。
在12月下旬的国大党拉合尔全国大会上，戈克利向大会提交了一项有关南非问题的提案，对甘地高度评价，认为甘地是“最伟大的爱国者，印度民族优良品德之集大成者”。还有一些国大党领袖相继发言，言辞恳切，饱含深情，使与会者万分感动，大会现场收到捐款约合18000卢比，首饰无数。甘地之名首次出现于国大党决议案中。此次大会后，印度国内对南非抵抗斗争的援助达到高潮。
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将他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处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属使用。甘地和卡伦巴赫将其取名为“托尔斯泰新村”。这是因为甘地初来南非时读过托尔斯泰著的《天国就在你心中》，对托氏主张应接受基督教中爱的原则，建立没有暴力的、人人平等的天国的思想崇拜不已。甘地决定效法托尔斯泰，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6月4日，第一批非暴力抵抗者搬进“新村”工作，随后又有许多来自印度不同种族、种姓、宗教信仰的男女老幼来此定居。大家辛勤劳作，布衣素食，分工协作，过着原始自给自足的生活。
甘地的个人生活也效法托尔斯泰，他认为一个潜心于伟大事业的人“为了真理必须使自己减为零”，以便能与千百万劳苦大众打成一片。为此，1910年他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每月只领取3英镑的生活费，其全部积蓄也都用于公益开支。
托尔斯泰新村和凤凰村一样，一直是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也是他们的庇护所。那些焚烧登记证的人，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倾家荡产，这里便是这些无处栖身、无以度日的人及其眷属的避难所。
屈于南非印侨和印度国内的压力，1910年10月，英政府致电南非联邦政府，敦促其废止1907年的第2号法令，并主张撤销种族歧视法。1911年2月 25日，南非政府将新法案公诸于世。这项新法宣布废止1907年第2号法令，对亚洲人的入境，不采取直接拒绝，而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新法的公布难令甘地满意，因为这实际上把大部分未受很多教育的人拒之门外。甘地又不懈地同南非政策周旋，最后取得了一项临时协议，史末资答应德兰士瓦的印度人、中国人可自由营业，至少是8个月，并且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则暂停非暴力抵抗运动。
6月1日，被拘捕的非暴力抵抗者全部获释。印度人都相信，这一场剧烈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1911年12月，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举行，大会又就南非问题通过一项议案，向甘地与德兰士瓦的斗士们致贺。
由于非暴力抵抗者的相继出狱，托尔斯泰新村里的眷属们也渐渐搬走，剩下的几个人都是凤凰村的。因此甘地建议他们都搬回凤凰村。托尔斯泰新村学校也于1913年迁往凤凰村。
1913年，当甘地正准备返回印度时，一项判决再次推迟了他的归期。
一印籍居民1912年前往印度把家眷接到南非定居，可当他们双双抵达南非时，移民当局却不准其妻登岸，勒令返回印度。那位印藉居民请求最高法院作出公判，最高法院却站在移民局的立场不让其妻留居南非，理由是印度的婚姻不合移民法的规定。
甘地为此事多次写信吁请政府作出妥善解决，但南非政府声称无权修改法令。
3月30日，甘地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最高法院的判决。他指出，维护妇女的地位和印度婚姻法的合理性，南非印侨责无旁贷。
4月12日，南非政府公布了新移民法法案。根本没有采纳临时协议中同意的各点，甚至比旧法更坏。如果说该法得以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剥夺印度居民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这一切证实了甘地先前的疑虑，即政府先前所作的一切承诺不过是一场骗局。
6月，移民法正式通过。甘地就此与政府多方交涉，没有效果。9月13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宣称，“与其休战僵持，不如公开作战。”9月20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公开披露了行动计划以期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这次斗争准备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越境进入德兰士瓦，无照贸易或有照面不出示，获得被判入狱，并准备作长期抵抗。
9月25日，甘地等人非法进入德兰士瓦，同行4人均被捕，唯独甘地没事。27日，甘地进抵约翰内斯堡，次日，他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29日，数名非暴力抵抗者包括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在约翰内斯堡乔装小贩，头顶篮子，沿街叫卖。第一天安然无恙；第二天全部被捕，被判处7天拘役或罚金1英镑；结果大家都选择了拘役。
这一次行动，妇女踊跃参加。甘地想出一条计策，让妇女从德兰士瓦进入纳塔耳（这也是违法的），如果被捕，当然达到目的，如果无事，就让她们从纳塔耳进入煤矿中心新堡，去发动那儿的印籍工人罢工。一开始，南非政府并未在意这些到处乱撞的妇女，于是她们又按计划前往新堡，她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工人同胞， 10月17日，3000人宣布罢工，政府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立即惩罚那些妇女非暴力抵抗者。11月21日，政府将她们拘捕。
妇女们的被捕，引起了新堡工人的更大不满。他们放下工作，一批一批地进入城区。矿主施以报复，卡断了工人的水电，扔掉他们的家具，赶走甚至殴打工人。为鼓励工人的斗志，甘地立即从凤凰村赶到新堡，劝大家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很多人变卖家产，头顶包袱，携家带口投奔甘地，人数高达5000人之多，不少人还源源不断地赶来。望着这些已失去工作的男女老幼，甘地产生了一个大胆地想法，让这些人成为非暴力抵抗者，集体进入德兰士瓦，如果政府不逮捕他们，就将其安置到托尔斯泰新村。
1913年10月28日，一场史无前例的进军开始了。由2037名男人、127名妇女和77名孩童所组成的大军，满怀信心地向德兰士瓦进发，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军队已在那里严阵以待。对于面临的危险，他们心中清楚，但男女老幼在甘地的指引下热血沸腾，没有人退却，有的只是必胜的信心。
进军的头一站是新堡边境的小城查利士镇。除妇女儿童有住处外，其余的人就地露宿。大家毫无怨言，秩序井然。甘地从营地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告诉他们可以在行列未至德兰士瓦边境前，前来查利士镇捉拿他。同时他向政府保证：只要政府履行承诺，罢工就可停止，契约劳工们立刻复工。
一周过去了，政府方面杳无音讯，甘地下达新的行动指示：日行20～40英里，走完8天。如果不在途中被捕，就将如期赶到托尔斯泰新村。
一切准备就绪，甘地从查利士镇给在比勒托利亚的史末资去电，得到其秘书的答文是：“悉听尊便。”于是，队伍决定继续行进。
随着离约翰内斯堡越来越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其间甘地曾两次被拘捕，但都在取保获释后赶上了大队。预计再过4天，就可走完全部路程，大伙士气旺盛，政府则日益紧张，他们决定下手了。
11月9日下午3点，甘地第3次被捕，被押往海德伯格，队伍继续前进。11月10日上午9点，当队伍行至巴尔伏时，等在那里的3节专列将所有人全部逮捕，押往纳塔耳。
这次示威长征惨遭镇压，两千多人既无家，又无工作，不少人被毒打、监禁，一路上吃尽苦头，被押到纳塔耳后立即投入监狱。
11月11日，甘地以3项罪名被提起公诉。开庭时，旁听席上挤满了印度人与欧洲人。这次甘地获准发表了声明，他对被控的各项罪名表示同意，但他坚持认为：是由于南非当局并未履行对戈克利所作的诺言才导致了这次行动。他表示如果政府不妥协，他们将继续斗争下去。
最后，甘地被判苦刑9个月或折为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了前者。
甘地入狱立即引起纳塔耳2万工人罢工，政府实行镇压，奉行武力驱散，甚至开枪射击，均无济于事。工人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欣然入狱者不计其数，致使监狱人满为患。
南非政府陷入困境。如果继续镇压，不仅无法奏效，而且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甘地及其同志的英勇斗争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这年12月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代会对南非问题极为关切，会议决议对纳塔耳罢工事件中南非印度居民所受的虐待表示极端愤慨。大会还呼吁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信仰，继续对他们予以支援。英国报界也发表同情的言论。《泰晤士报》指出：“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印度工人的长征是历史上非暴力抵抗者的精神表现得最动人的一次。”即或南非当地的白人也有被印度人的英勇斗争所打动的。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南非联邦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为挽回面子，政府特地在12月11日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所罗门大法官为主席，调查纳塔耳罢工事件，委员会并通知印度政府代为提出证据，并建议释放甘地，以求和解。
12月18日，甘地获释。甘地出狱后前往比勒托利亚晤见史末资。此时，欧籍铁路工人正在大罢工，政府处境不利。甘地为表示诚意，打消了原定再次发动非暴力抵抗的计划，政府因而取得了极大的回旋余地，得以平息内部危机。因此之故，目空一切的史末资将军不得不准备答应甘地的要求，表示尽快敦促委员们拿出方案。 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资再次签订一项临时协定，政府释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同时，调查委员会虽极不情愿，但还是答应废除3英镑人头税，认可印度婚姻的有效性，持有本人手印的移民证即可准许进入南非各地等。最后，联邦政府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形成《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将上述内容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1月26日，该法案以60对24票通过，这是南非改善印度移民待遇的第一个法律。所有不合上法规定的行政措施，由甘地和史末资协议解决。
法案的通过使甘地自1906年9月起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停止。
甘地多年为之奋斗的夙愿终于实现，此刻他十分渴望能返回印度，调护病危的长兄，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返回印度时，他的长兄便已离开人世，给甘地留下了难以言状的悲伤。适逢此时正在伦敦养病的戈卡利来信让甘地取道伦敦返回印度，甘地于是决定向生活战斗了21年，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南非告别，向甘苦与共的同志们话别。
甘地行将离去，在南非卷起了话别的热潮。昔日的战友、同志甚至对手对甘地都无比依恋。各种小型聚会、茶话会、大型集会使他足足忙了两周，不少殖民地官员也都出席了欢送大会。7月18日临别之日，德班市市长亲自在市政大厅为甘地和夫人举行欢送宴会，纳塔耳主教、博瑟将军、史末资将军等均来贺电以表达对甘地的敬意。
数十年以后，史末资将军在甘地70寿辰时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说：“这是我的运气，要反对一个连我也敬仰的人物。”
锋芒崭露的国大党领袖
1915年1月，甘地回到孟买。甘地的凯旋归来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还没上岸，恭候
在此的印度领袖们就乘小艇上船迎接，并得到当局批准，让甘地在先前只许皇室贵宾及印度
总督与印度伟人登陆的专用码头上岸。当时甘地身着印度布衣，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包袱，里
面唯一贵重的东西就是《印度自治》一书的手稿。
在回国的最初日子里，甘地忙于在各地探亲访友，拜见要人和体察民情。此时，他的政治导师、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02月17 日，甘地偕夫人又前往圣提尼克坦，去看望先期而至的凤凰村人，顺便拜见渴慕已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甘地虽然没有见到泰戈尔，却赢得其真诚的敬意——泰戈尔称赞甘地为“玛哈德玛”，意为“伟大的灵魂”，“圣雄”，这是印度人对最有智慧的人的尊称。
甘地在圣提尼克坦期间，接到戈克利的死讯，甘地无限悲伤。他说：“我曾想找一位真
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他立即偕夫人前往浦那参加葬礼。为寄
托哀思，他决定赤足一年。
参加戈克利的葬礼后，甘地开始旅行全国，以实现戈克利的遗愿。因为戈克利曾建议甘
地在一年之内，不要急于发表政治见解，而应旅行全国以广见闻，吸取经验。这期间，甘地
坐三等车先后到加尔各答、哈德瓦、古鲁库尔、马德拉斯等地旅行。一路上他耳闻目睹了人
民所受的种种疾苦，第一次深深感受到他心目中美好的国度和深爱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虽
然他牢记戈克利的叮嘱，多看少说，但观感使他无法保持沉默。对于陈规陋习、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对国大党的许多领导人及其政策的软弱涣散他也颇有微辞：
“我感觉他们没有负起神圣的责任，我相信我是想从他们那里获得智慧，可是让人失望。他
们的言行都不合我的胃口。”
旅行完毕，甘地迫切需要的是寻找一个立足点，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吉拉特靠近阿赫米达巴德的一个小村子柯契拉甫正式成立。这个名称用意深远。甘地解释说：我们的信条是献身真理，我们的工作便是追求和坚持真理。“真理学院”这个名称同时表达了目标和服务的方法。真理学院的首批学员男女共25 名，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同烧一锅饭，共守同样的誓言：信奉真理、非暴力、节欲、不偷窃、不私蓄、节食。
1915年6月3日，英王诞辰授勋名单发表。甘地获得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主要是
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之功；
另一获勋的印度名人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他被封为爵士。
1916年3月，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总督在
接受这个动议时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承诺”。甘地
认为像这样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解决问题，应该立即鼓动废除这个制度。
甘地采取重大行动时的一贯作法，是先同对方广泛交换意见，力图通过协议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达到目的，才采取更大的行动。事实上他已一再就此事与总督交涉，但遭到了拒
绝，甘地因此认为往全国作宣传鼓动的时机成熟了。
甘地的旅行从孟买开始。2月9日，帝国公民协会主持召集群众大会，抗议不人道的契
约劳工制。大会通过了依照甘地的建议所拟定的议案，它要求政府在7月31日前明令废止
契约劳工制。随后全印度各地举行各种声势浩大的集会，也相应通过了这个决议。
甘地接着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作废除契约制的宣传鼓动。甘地在各地的活
动都受到警探的监视和骚扰滋事，但他不理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也不改初衷。
由于甘地不懈的努力和全国各地、包括一些著名妇女组织的鼎力相助，还不到7月31
日这一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印度契约劳工出国。这样甘地早在1894年就曾建议废止
的契约劳工制终于被取缔了。1920年4月，整个契约劳工制正式废止。
甘地在凯达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的同时，也不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社会
革新思想。如土布运动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一种改革建设工作，他主张，“我们应首先提倡在
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在服装上，他认为穿外国服装，违背土布精神，“我
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
甘地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如1918年他在孟买演讲时说，女子是男子的伴
侣，具有同样的天赋，她有权参加各种活动，应享有和男子同样的自由。她应该在她活动的
领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动一样，这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一定是
由于教育的结果。可是，在旧制度的荒谬势力支配下，最笨最无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过女子
的地位。“我们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废，就因为女子所处的环境使然，我们有很多工作徒劳无
益。我们就像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的商人，不能在事业上放胆投资。”甘地还要求重视并改善
三等车旅客疾苦。这是因为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后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他所选择的三
等列车上，因此他深知旅客的苦处。他大声疾呼：“忽视三等车旅客，我们无疑是丧失了一
个教育大众的机会，教他们守秩序、重卫生、生活有规律，以及如何过简朴的生活。”
1918年12月，国大党的德里大会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大会一反惯例，没有通过“效忠
案”，通过的自决议案宣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
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及和会（——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一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
决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答应让印度也像其他自治领土一样能选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
并特地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三人为国大党代表。
面对觉醒的人民，英国政府又在1919年2月抛出了野蛮的“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
定总督享有镇压之权，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不经起诉便可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
印度人，不加审讯就可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这样一个法律，在19
世纪还可能维持，但在20世纪初，它注定将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反抗。
该法提出时，甘地正在阿赫米达巴德养病。当从报上偶然得悉这一消息时，他大为震
惊。在此之前，甘地对英国政府满怀信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予以合作。无论是1899年
的英布战争，还是1906年的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他都曾派印度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支持
英国，“一战”中他去效忠帝国，为此差点丢了性命。他做这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以
自己对大英帝国的爱心与忠心来感化英国政治领导人，使其能在战后给印度自治权。甘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反击这一法案义不容辞。尽管当时甘地因病卧床，他还是强支病体，立刻行动起来，他在真理学院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者有帕泰尔、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其中指出：“罗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破坏了个的基本人权，而公道、正义与人权乃是社会国家赖以维持安全的基础。我们郑重宣誓：假上项法案成为法律，除非撤回，我们将拒绝服从这些法律及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法律。我们更愿指出：在此一斗争中，将忠实服务真理，决不对生命、人身，财产使用暴力。”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国民不分男女，全体动员，用非暴力抵抗罗拉特法案。他
说：“我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过，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运动。它是一种自洁与自苦的
历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寻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议，以1919年第2号法案通过的第
2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共守的国耻祈祷日。为使大家能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哀痛，我提议大家要
做到：第一，从头一天最后一次进食后，所有成人均应绝食24小时，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
原因不能绝食；第二，所有工作除公共利益所必需者外应一律停止；第三，全印各地举行群
众大会，包括村庄在内。
24日，甘地又前往坦均爵发表演讲，由于他心脏衰弱，不能念完讲稿，但他还是成功
地向人们传递了反抗的信号。3月30日，因为改期的消息未能及时到达，德里提早发起了
总罢市。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遭到警察弹压，死伤多人。面对军警的刺刀，雅
利安社的著名领袖希阑达拉德身着僧袍，走在队伍前列，他的大义凛然感染了游行队伍，震
撼了全印度。同一天，阿姆利则、拉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纳卡尔和阿赫米达巴德都举
行了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印度各地，尤其旁遮普的抗议运动在3月30日以后仍在继续。
4月6日，印度全国性的反罗拉特法运动开始，全印人民不分宗教、种姓和其他各种区
分，达到惊人的团结。革命发动时，甘地已应班克之邀到了孟买，6日清晨，甘地率数千群
众步行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队伍中有少数妇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当
天发表了几次演讲，他称赞德里的斗争，以鼓舞士气。他说：“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
众遭弹压，仍能相当地控制情绪。有4万人举行集会，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光荣。我曾一再
强调，参加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一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却没有说不要牺牲。……
在德里的斗争中，已有4名穆斯林和5名印度教徒遇难，24人失踪，13人重伤住院，
对非暴力抵抗运动来说，这不是坏的开始。”
7日晚，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他便风闻自己可能被
捕，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前往。火车进入巴尔瓦尔站后，甘地果然受到警察拘捕，并被押上
一节三等车厢，尔后被带到马都拉警察局的拘捕所。次日凌晨4点，甘地又被秘密押上开往
孟买的一列货车。中午时分，在沙威·马渡坡下车。这次甘地被押上头等车厢，还受到礼
遇。新接替押送甘地的警官在一旁喋喋不休，其意思不过是想说服甘地，放弃去旁遮普而前
往孟买。甘地明确表示他不服从，警官也无可奈何，4月11日，车抵孟买，看守告诉甘
地：“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甘地被捕的消息，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与当局的矛盾尖锐激化，局势很难控
制。甘地下车后立即坐车前往白敦尼。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一见甘地露面便欣喜若狂，他们马
上组成游行队伍，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
4月6日后一周内，印度各地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运动，警察采取镇压手段，愤怒的群
众往往并不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信条，而采取暴力反击，流血冲突不断，甘地为此深感不安。
4月11日，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开始出现暴力行动，警察镇压。4月
12日，警察局宣布全城实行军管。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那里，协助当局控制局
势。他在真理学院附近召集群众大会，责难那些采取暴动的人，宣称：“如果通过暴力能获
取自治，不择手段屠杀英国人可以解除压迫，那我宁可不要自治而继续受人压迫。”
甘地的演讲发生了效力，阿赫米达巴德暴力斗争终于在4月14日停止。
然而殖民当局已将刺刀提上日程，并不以甘地的意志为转移。4月10日清晨，英国当
局将旁遮普的著名政治家赛福汀·克鲁齐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未加审讯便逐出阿姆利则。
阿姆利则全城沸腾，当日早晨，3万人在市政府门前广场集会，抗议政府的行为。当和平游
行队伍走至铁路交叉道处，宪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群众数人，引起暴动。愤怒的群众打死
6名英国人，放火焚烧银行，破坏市政府大楼，割断电话线。直到大批军队进入城里，才恢
复秩序。4月11日晚，狄耶将军率部抵达阿姆利则，准备血腥镇压。
4月13日，当2万多群众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墙，只有狭小出口的广场上静听演讲
时，狄耶将军率部队来到这里。他们占据四周高墙，阻住广场出口，未经任何警告便对群众
开枪射击，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讲坛附近射击，继而向人群拥挤逃生的隘口猛扫。子弹打完
后，这些人整队开走。这次暴行酿成1200人死亡、3600人受伤的惨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
“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还在上演，白色恐怖笼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为露骨。4月13日，旁遮
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其中包括
500多名学生和教授。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个月
后，这里发生的事才陆续被外人知晓。
“阿姆利则惨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怒情绪，把人民的反英斗争推向高
潮。反英斗争从旁遮普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在一些城镇和农村甚至举行了武装暴
动，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
甘地对政府的高压措施感到震惊，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动尤感不安，他认为自
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在人民准备未成熟之前就发动非暴力抵抗。他不断向人民解释
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的重要性，并在孟买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当时
人民正在无比激愤之中，根本听不进甘地的那一套思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决定暂时
停止非暴力运动，并号召大家协助政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为缓解紧张局
势，英国政府赶在国大党年会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过了孟太古—蔡姆斯福德改革
法，作为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基础。正式颁行的法律规定，英属印度的立法权由总督和两
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立法机关行使。英国政府还作出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
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阿里兄弟是在大会开幕时才获释。
阿姆利则会议是国大党领袖云集的一次盛会。甘地提出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议案。他认为，真真实实地表现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
会后甘地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力于一些实际工作，其一就是继续调查旁遮普事
件。他在经过详细调查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书。报告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捐。为此甘地到处游说，为筹建纪念馆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负责修改党章。
6月1日，印穆两教300多代表集会，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沙甫诺、秦塔玛里等人
出席，贝桑特夫人试图劝阻在场的代表不要参加不合作运动，但代表们不置可否。大会未获
具体结论，但甘地借此已了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国大党作最后决定。
6月9日，全印哈里发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举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原则，同
时还指定一执行委员会草拟各项行动细则，并决定给总督一个月的时限，过此则在甘地领导
下发动运动。
1920年8月1日，甘地写信给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并表明
自己将不再敬爱一个“无耻、不道德、不讲理”的政府，发出了不合作运动的讯号。
总督对甘地此举大光其火。他指责不合作运动为“最无用的”、“设计恶劣的”、“内
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形容整个运动是一切方案中最愚笨的，企图以此挫败
甘地的信念。甘地随即予以回敬。他说：“不幸得很，就在阁下的讥讽侮骂中，此一运动将渐次扩大，亦如政府之高压即将来临，任何一项伟大的运动都可能打消，但决非暴怒、忽视或辱骂其创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动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员会之一员，负责领导此一运动足见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会不切实际，只要人民响应。”
国大党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这次会议是新旧力量的一
次激烈的斗争，出席代表5800多人，几乎包括所有国大党著名领导人，如贝桑特夫人、玛
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甘地前去参加会议时，见这阵势，也不免有些惶恐，对于他正
在开展的运动能否得到通过没有把握。他回忆说：“我像是处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谁将支持
谁将反对，……我只看到众多老将都都已出席会议。”
会前，国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其代表人
物有老尼赫鲁、达斯、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会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的不合作运动决议
案，尽管有贝桑特夫人等始终公开强烈地反对甘地意见，但会议结果却令人满意，甘地的不
合作运动案分别以144∶132和1855∶873在提案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
抵制立法会议选举充分显示了不合作运动的力量。由于大批人拒绝投票和作候选人，使
选举信誉扫地。如中央省只有22％选民投票，52个选区中有7个选区没有候选人，有33个
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其他省份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
也不过40％。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有44名律师抵制出庭，46名治安长官放弃职位，33名自治机构成员退出自治机构，61人退回勋章或放弃荣誉称号，120名政府职员和教员放弃公职。不合作运动在资本家和商人中所获支持加强。不过，由于国大党许多政治家对不合作还三心二意，所以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如群众性抵制立法会议选举那样引人注目。由于抵制立法会议不成问题，对甘地的不合作纲领反对的焦点转移到抵制学校、法庭和放弃公职等问题上。
国大党普尔会议举行，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一向主张的建设性纲领，如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广土布等，从此国大党籍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工农大众建立实际接触，大会通过的为哈里发问题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甘地在那普尔会议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孟加拉纪事报》称那普尔年会是“甘地
的大会”，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给总督的信中说：“这次会议的显著事实是建立了甘地个人
对所有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统治。”
那普尔年会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开展的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开辟非暴力革命的途径，国大党号召国民加紧进行抵制运动并全力推行手纺手织，同时劝告律师退职、学生退学。
不合作主张首先在孟加拉获得了积极响应，1月初，成千上万的男女学生走出公立学
校。甘地对群众的热情积极鼓励，他访问了帕迭拉，主持该地的比哈尔民族学院开学典礼，
不到4个月时间，在帕迭拉、阿利迦、阿赫米达巴德、孟买、贝加勒斯、德里等地都开始创
办民族学院，孟加拉、古吉拉特、比哈尔等处创办了国立大学，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合办
了国立伊斯兰大学。
律师停业、官员退职也蔚然成风。大名鼎鼎的律师如老尼赫鲁、帕泰尔、卜拉沙德等人
均放弃律师职务，领取月薪不超过一百盾的薪水为公众工作服务，尤其老尼赫鲁这位收入丰
厚、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模仿西方的知名人士也同过去的生活告别，的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
情。再如鲍斯这样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政府官员，也受到甘地人格的感召，放弃高官
厚禄，出任刚刚创立的加尔各答民族学院院长，积极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个坚
定的革命者。
在这次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携手，表现出空前团结、友善的气氛。有些正统
的印度教徒甚至请穆斯林到其家中吃饭并参加伊斯兰教集会，穆斯林也常举行集会请印度教
徒参加，穆斯林领袖常请甘地为他们举行的集会演讲。
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饱经忧患的苦难民族满怀激情、充满
自信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使在偏远乡村，国大党、自治、旁遮普事件、哈里发问题也成为
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甚至哈里发一词也被人民理解成“反抗政府”的意思。正像尼赫鲁所
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
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
3月中旬，政府开始镇压行动，1921年，全国的罢工次数增加到396次，参加人数达60万人。虽是非暴力运动，但群众在斗争中，往往冲破非暴力约束，如在联合省、孟加拉省、旁遮普省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马德拉斯省的摩普那农民的起义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起义者宣布成立“哈里发王国”，建立村管机构。
时局的发展令甘地感到棘手，在甘地看来，暴力斗争是对他殷切期望的运动的严重打
击。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而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土布
运动。1921年7月18日，依新党章选出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国大党的中
心工作是限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同时加紧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工作。工作委员会号
召国大党党员从8月1日起均不得穿着洋布衣服。
甘地发动此一运动并非一时冲动，甘地认为这是印度经济与道德自救的关键。从伦理道德上讲，他认为爱好华服正像嗜好烟酒、女色一样，会导致道德沦丧。而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角度讲，正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破坏了印度以手纺手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其得以低廉价格购买印度的棉花，然后运往英国工厂加工成产品，以高昂的价格在英国垄断的纺织品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
1921年9月，为进一步推动土布运动的开展，甘地郑重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决定
放弃穿其他任何衣服，只穿手工纺织制作的缠腰和披巾。正因为这个原因，甘地后来惯常的装束是上身赤裸，下身用一片土布裹住，必要时才搭上一条土布披巾。不论是对群众演讲，还是同对手谈判，不论是在印度各地考察，还是到国外访问，他都不改常态。对于自己的装束，他后来曾解释说：“淡泊生活，志虑深远”；“腰布代表简朴，代表印度化。它代表着不同信仰以及基于地理环境等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特征”；“如果我往英国去，我就是以代表的资格去，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我若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状态、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地产者、有教养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着简朴，为的是替穷苦同胞谋福利。”
甘地每天抽出半小时纺线，从不间断，同时他敦促同事们也这样做。每天的纺线成了一个宗教仪式，纺线时间成为祈祷和禅坐的间歇。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一项普通的纺线活动成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象征，成为甘地领导和平革命的象征，成为民族团结和自由的标志。
11月17日——威尔士王子抵达孟买之日举行。当这位英国皇室贵宾到达时，除了少数人表示欢迎外，广大人民反应冷漠，而且成群的市民集中到帕里，参加焚毁洋布的示威。甘地当场宣布：他将赴巴多里亲自开展和平反抗运动。可能会有人民被军警扫射，但不管将来巴多里发生什么事，他要求孟买市民保持冷静。
可就在甘地演讲的时候，一些市民对那些参加欢迎仪式的人施行报复。他们将那些人所穿的洋服和所戴的洋帽撕下来放火烧掉，还砸毁了酒店，焚烧电车和警察局，打死打伤警察。孟买的暴力行动，使正准备取道孟买去巴多里亲自指挥民事不服从运动的甘地，痛悔万分。当晚他便决定取消巴多里之行，并让儿子迪瓦达斯前往巴多里，让大家暂停一切准备工作。
甘地深感痛心，他为群众不能理解他的非暴力主张和良苦用心深感不安。这样下去势必打乱他的全盘计划。面对这些群众，他似乎又一次感到无计可施。
11月19日，甘地正式宣布绝食的决定。“除了饮水以外，我将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直
到孟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能和帕西族、基督教徒及犹太人和睦相处，直到不合作运动者能与同政府合作的人和睦相处。”他还召回他的幼子迪瓦达斯，并公开宣称：如邻区再有暴乱发生，他的儿子将被当作“牺牲品”，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绝食使那些已丧失理智、陷入滥杀的人们逐渐恢复了平静，市区的秩序趋于正
常。11月22日，甘地开始进食。但他自此决定，以后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
度获得自治。
鉴于孟买市民的表现，甘地认为，在群众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时，群众性非暴力斗争不可操之过急。
运动的松懈使政府有了喘息之机。11月19日，孟加拉政府宣布凡国大党及哈里发委员
会下的各种义勇工作队均属非法组织，旁遮普、联合省、比哈尔及阿萨密各省省政府也接着颁布同样的命令。大规模的搜捕便接踵而来。正在阿拉哈巴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的联合省全体负责同志55人，被警察机构悉数逮捕，国大党主席达斯于12月10日被捕，其他知名领袖，如老尼赫鲁、阿萨德及小尼赫鲁等也相继被捕。对政府的高压，群众毫不畏惧，如在一些城市里，自愿去坐牢的人源源不断，有许多向来不参加国大党活动或任何政治活动的人，受了群众激愤情绪的感染，也坚持要被捕坐牢；甚至有些政府小职员，晚上下了班不回家，却走向监狱高墙；有时警车带了逮捕证去捉人，实际上带回的人数却比原来规定的多得多。监狱官对这种现象无所适从，后来他们也改变手法，只抓有名的工作人员。据估计，从1921年至1922年1月，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被判处徒刑的大约有33万人。
残忍的高压政策也难以奏效，一些与政府合作的人相机而动，他们开始出面调解，如玛拉维亚建议总督与甘地谈判。当时，总督也希望威尔士王子的印度之行能有完满结局，他授意玛拉维亚先去与甘地谈条件，甘地的答复是：“政府若不悔悟，谈判必然流产。”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
会授权甘地为“执行统领”，除变更全国的信条和与政府议和须获国大党同意外，甘
地有权决定一切。大会再次呼吁国民加紧手纺手织，宗教团结，禁酒，解除“贱民”。
当绝大部分的领袖已锒铛入狱后，依然自由的甘地成为这场运动的唯一统帅。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思想，加上锐利无比的笔锋与口才，坚强地支撑着这场运动。他在《青年印度》上不断刊登被捕者的名单，公布来自监狱的报道和呼声，连篇累牍地发布反暴檄文，传送非暴力抵抗的真谛。当时印度的天空尽管黑云压城，但人民依然能感受到阳光明媚。
当甘地还在与政府唇枪舌战时，人民早已按捺不住。一些地方的暴动已先期而起。2月5日，在联合省哥拉克坡区的一个小村乔里乔拉村，村民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射击，弹尽后退出警署。愤怒的群众纵火烧掉警察局，致使21名警员丧生。这则新闻直至2月8日才被当时正在巴多里指挥运动的甘地获悉，甘地惊愕之余，立即作出反应，决定取消集体民事反抗计划，撤回对政府的最后通牒。他还决定从12日起绝食5天以自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屈于甘地的压力，最终决定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织、改革和教育性的建设性工作。就这样，人民期盼已久、甘地和国大党为之精心准备多时的大规模集体抵抗运动流产了。
对于甘地的突然中止运动，国大党著名领袖差不多都表示愤慨与不满。如老尼赫鲁、拉吉佩迭·雷及其他诸领袖均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反对他的决定。当时在狱中的尼赫鲁对此万分苦恼，他说，“尽管乔里乔拉事件与非暴力精神完全相反，但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该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吗？如果说这是个别暴力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必须使3亿多印度人受了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实践训练后才能前进吗？即令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我们在警察极度挑衅的情况下还能斯斯文文呢？即令我们办得到，但是那些打进我们运动中来的暗探及内奸采取暴力行动或煽动别人从事暴力行动，我们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唯一条件，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必然失败。”
可是，甘地却不这样认为。他在2月12日的《青年印度》上说：“神对我充满仁爱。
他曾三度警告我：在印度坚持非暴力与真理以展开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机尚未成
熟。所谓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说，应是温和的、合乎真理的、卑微的、自知的、自愿的，同时又是出于爱心的，永不伤害他人的。”“而乔里乔拉事件是前车之鉴。它显示如果防范稍一疏忽印度很容易铤而走险。如我们不要在非暴力中卷入暴力的漩涡，则我们应赶紧止步，重建和平空气，重订方案，不要再想发动集体民事反抗之事，直到我们确信和平业已取得。”
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甘地停止不合作运动并不只是乔里乔拉事件，可能有他不肯承认的理由。如尼赫鲁就认为乔里乔拉事件只是导火线。他的依据是甘地做事往往凭本能，那个时候，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快要解体了、组织，纪律正在消失中，如果运动继续下去，若干地方必然发生暴力行动，政府则会用血腥手段加以摧残，建立恐怖统治，而使人心涣散，意志消沉，从根本上扼杀运动，所以甘地才会断然中止这项运动。
甘地在他认为形势不利时可能进行妥协，但他不会屈服于暴力。2月23日，他在《青
年印度》上以《摆脱魔神》为题，撰文回答英国人的挑战。他说：“贝铿赫德爵士已提醒我们，英国人没有丧失‘骨气’，孟太古更坦白指出英国人是世上最有决心的民族，决不容任何人干预其目标。可贝铿赫德爵士及孟太古都很少知道，印度早已准备好了，试一试越洋而来的所有英国人的骨气。”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于甘地的主动撤退很快进入低潮。政府虽将许多国大党领导投入监狱，但对其真正的领导人却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害怕稍有不慎会引起印度军队和警察的动荡。现在运动骤然停止，逮捕甘地已是时候。
3月10日深夜，当甘地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就寝时，警察局来人逮捕他，同时被捕的
还有《青年印度》的出版商班克。甘地平静地与真理学院的同事亲友一一话别，在一片祈祷声中，甘地跟着来人上了囚车，前往沙巴玛迭监狱。他随身只带了2条腰布、2条毯子和5
本书。这5本书是《薄伽梵歌》、《罗摩衍那》、《古兰经》、真理学院用的《圣诗》与
《登山宝训》。
11日中午，甘地与班克接受初审。甘地被控犯有背叛政府罪。
对甘地的正式审判于1922年3月18日（星期天）开始，旁听席上坐满了甘地的追随
者。当身材瘦小、身裹腰布的甘地和他的“同案犯”班克被带上庭时，整个法庭都自动起立向他们致敬。甘地望着他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感到无比欣慰。他对旁听席上的女弟子、诗人奈都夫人说道：“你就靠近我坐着；当我昏倒时好扶持我。”在这种场合，他仍保持着惯有的幽默、风趣。
法官宣读起诉书后问甘地是否认罪服法，甘地供认不讳。
当法官再问甘地有何意见发表时，他先作了口头声明，而后呈递了一份长篇书面声明，阐述了他的公众经历及其非暴力动机。说明正是英国的一再背信弃义和对印度的殖民压迫与剥削使他从一个大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与合作者逐渐变成一个反对英帝国的不合作者。
在法庭上甘地还要求法官判他以最重的刑罚，与当年提拉克所判徒刑一样，他不求赦
免，也不希望减刑，而且还说法官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对他处以重刑，要么辞职不干，最后甘地如愿，被判处6年监禁。
整个庭审历时100分钟，实际审讯时间并不多。在整个过程中，甘地表现出诚心诚意地认罪服法，但始终神态自若，有着百折不回的勇气。法官本人也表示，甘地是他所审判和即将审判的人中最不同的一种人。即便与他持不同政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有着崇高理想、过着圣洁生活的人。
甘地认为法官对他的审讯出乎意料地彬彬有礼。庭审结束后，人们带着难以言表的伤痛
和虔诚的景仰之心去握他的双手，吻他的脚尖，向他们心目中的圣雄告别。
甘地和班克被分开囚禁。甘地被囚在一间品字形的囚室里，与一个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印地语的阿拉伯籍的囚犯关在一起，囚室内仅有70呎左右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囚室四周筑有很厚的砖墙，墙低的一边装有电网，门外有一个小院子，囚舍中的一排房子前有一条分界线，甘地不得走过。后来因为一个地方官的干预，这个三角形的地带才向甘地开放。
监狱对于甘地早已不是陌生的处所，他曾多次以轻松、乐观的心情提及铁窗生活，甘地认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一旦进了监狱，就应当停止抵抗，服从管束。这是为迎接自治所必受的自苦训练。他说：“我们非暴力抵抗一方面是要拒绝服从政府的苛法暴政，但另一方面却必须忍受因拒绝服从法律所遭受的苦刑。在监狱中，他不应借非暴力抵抗而要求特权，应在监狱中树立模范，使周围的刑事犯受其感化。同时打动狱卒与狱长的心。”因此，甘地不主张有破坏狱规的行为，他认为这并不是胆怯，而是为了表示力量，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说到做到。
由于甘地遵守狱规，又是特殊犯人，经过最初的不愉快后，他与监狱当局的关系有所改善。监狱当局顾及外界的影响，对甘地常有破例的待遇，如甘地可以食用羊奶、羊奶酪，甚至可以自己烧麦饼，除了两床新呢毯外，还拥有垫被和布毯、枕头等类别的犯人得不到的东西，可以洗澡，等等。每当狱方给他这些，他总是要求狱方能同样提供给其他犯人。如果要求不被答应，他往往宁愿放弃“特级犯人”的享受。
监狱对于意志薄弱者是人间地狱，但对于坚强的人却是一所学校。每天早上，甘地4点起床早祷，默颂祷文和圣诗，6点开始阅读和温习乌尔都文。由于监狱里不让室内有灯，他便充分利用日光，直到傍晚天黑看不清东西时才停止工作。8点晚祷后休息。一般读书要占6小时，另外4小时用于纺纱和编织。
纺纱是甘地狱中比较热衷的事情。他往往1小时纺纱，3小时做棉条。他认为他每天这
4个小时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劳动的果实就摆在眼前，伸手可及。而且纺线过程本身还
是一个排除杂念、潜心修炼的过程。当然，甘地如此迷恋纺纱，还因为纺车对于甘地是代表着贫困的印度的经济自救，纺车是印度争取独立自主的象征。
甘地有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狱中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从1922年3月入狱
到1924年2月出狱，他一共读完了150种宗教、文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除了
《薄伽梵歌》、《古兰经》、《罗摩衍那》这些不朽之作外，他还第一次读完了全部的《大战史诗》及古吉拉特文的《印度教哲学六论》、穆勒的《奥义书》、卡宾斯的《佛国的福音》、大卫的《佛教要义》、阿里的《伊斯兰精神》及沙拉辛史的《先知生活》、阿里博士注释的《可兰经》、法拉的《神的追求》、詹姆士的《宗教经验谈》、霍普金斯的《宗教导源与进化》、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培根的《古人的睿智》、葛一佑迭的《欧洲文明史》、契德的《社会演变》、莫迭勒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基迭的《城市的演变》、雷契的《欧洲的道德》、罗斯伯里的《皮特传》、哥德的《浮士德》、泰戈尔的《沙达拉》、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及基普林的《兵营小调》等等，这些图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住进了浦那的沙桑医院，施行了手术。这次急症
几乎置甘地于死地，但却因此中止了甘地的狱中生活。2月5日，英国政府鉴于甘地的健康
原因，将甘地提前释放。
1923年，印穆关系急剧逆转。由于不合作运动突然中止，革命热情过去后又没有一个共同纲领使双方结合在一起，一些阴谋家从中挑拨离间，致使一连串教派冲突发生。在较大城市中，教派冲突日见严重，恐怖主义开始抬头，除中间有些间歇外，它差不多成了20年代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现象。
千头万绪迫使甘地必须尽早地投入工作。
甘地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印穆团结，他希望大家能认真体会他先前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希望大家能交流意见和信息。这一时期，由于整个印穆关系的紧张，相互猜忌和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甘地也不时受到不同问题的包围。对于如何解决印穆冲突及回答人们的各种议论，甘地撰写了《论印穆冲突》一文，呼吁不同教派的人们接受非暴力为最后的信条，以协调不同种族间的关系，达到自治的目的。他说：“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与帕西族人决不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争取自治的方法必须是非暴力的。”“只要我们恢复信仰非暴力，则目前的纠纷冲突便可消除，因为在我看来，两教派间采取非暴力态度乃是讨论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双方都必须遵守一个共同原则，即不诉诸武力而诉诸法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了纠纷，就请第三者仲裁，奴果愿意则诉诸法律。非暴力的意义深远，尤其对教派纷争最为适用。”甘地还提出了一些处理教派问题的基本思想，如领导带头、多数带头。“多数应该带头，少数才能相信并效法。任何改革，必须有权有势者先行，不必等到弱者反应。”等等。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买的豪华戏院演讲时全力推动建设性工作。他主张集中力
量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工作，他认为这是“最起码”的团结方法。
甘地的呼吁引起极大反响，连最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青年印度）中发表声明：
“我准备支持甘地所提三条计划作为国大党的行动纲领，如国大党负责当局接受此议，我将再加入国大党。”甘地重新赢得了人民和同志们的信任，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候选人。
甘地全力为印穆团结呼吁呐喊，但宗教感情与利益关系仍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教派仇杀并未因甘地的呼吁而停止动作，反而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其中尤以1924年9月科哈特地
区的仇杀最为剧烈。在这次暴力冲突中有155人被杀死，财产损失达数10万卢比。
甘地得知此事后非常不安，9月18日，甘地宣布他将在阿里兄弟的寓所绝食21天，在
这期间，他将只喝清水和盐水。他从德里发出如下声明：“最近发生的仇杀我不能忍受，尤其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不能忍受，我的宗教告诉我，遇事困扰，不能解决就绝食祈祷，这是受苦，也是自洁。”他想以此哀求两教派的人千万不要自相残杀，也希望各方领袖，包括英方人士共同会商制止骚乱。
绝食期间，甘地没有停止工作，他躺在床上仍在为制止暴乱呕心沥血。这期间，他先后写了了《神只有一个》、《我们的义务》、《不工作，不投票》、《论绝食》等数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讨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和睦相处问题。
甘地誓死要捍卫团结的决心和诚意再一次令印度举国上下为之感动。朋友们和追随甘地的各方人士都赶到德里，会商扑灭仇杀的各种途径。然而此路仍布满艰辛。9月26日，在
甘地绝食的第8天，老尼赫鲁主持了一个团结会议，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印度区
总主教维斯迭柯迭博士、贝桑特夫人、萧克·阿里、哈金、希伦达兰德、玛拉维亚及摩汉里诸人。大会招待组由穆罕默德·阿里主持，开幕式以祈祷开始，与会各人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方式一齐祈祷甘地长寿。27日，大会通过决议：对圣雄甘地此次绝食的原因深感忧虑，并一致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原则，不论其属于何种宗教，不得破坏其宗教场所，亦不得干涉其入教或转教，更不得有强迫其接受任何信仰、摧残他人的权力。大会向甘地保证，决心竭尽全力贯彻此一原则，并谴责破坏此种原则的人。
大会授权主席亲自向甘地提出上项保证，并盼甘地即日打破绝食，使大家都能获得甘地
的合作，以阻遏日益蔓延全国的宗教仇杀。
28日，甘地给老尼赫鲁回信：“我请你向会议诸君保证，如我能为大会所愿，我必乐
为之。但我经一再思量，发现我仍不能打破绝食。我的宗教告诉我，为了有价值的目标而作的诺言与誓言，是不能打破的，你知道我的生活规律，四十年如一日。”
10月9日，甘地绝食的最后一天。早晨4点，天空尚未破晓，人们便在这黎明前的黑
暗时分聚集在树影摇曳的草坪上早祷，甘地身披一袭黑毯，出现在星光下的早祷人群中。8
时，大批的访问人群陆续到来，正午前后，所有的领袖和朋友们都已聚齐，举行了停止绝食的庄严仪式。仪式之后，甘地艰难地对阿里、哈金、阿萨德讲了几句话，意思是说他为了印穆团结奋斗了30年，可是没有成功，他不知道神的意旨如何，但今天他要他们以生命担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定要团结，不要冲突。得到肯定的保证后，医生拿上一杯橘子汁，甘地接过来喝了，绝食便告终止。在场的人无比欢欣鼓舞，激动非常。
转贴请注明：独角兽网 www.unicornbbs.cn
觉 之 道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2007-7-28 21:18:00
庄朝晖
帅哥哟，在线，有人找我吗？
天蝎座11-6
头衔：行者
等级：散客
文章：565
积分：16538
注册：2006年7月7日
第 2 楼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庄朝晖 访问庄朝晖的主页
发贴心情
向食盐进军一切为了独立
1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了11点要求。这些要求是：①把卢比的兑换率降低到
1先令4便士；②降低田赋50％；③减少军费50％以上；④减少英国官员的薪金50％；⑤
实行保护关税率，限制外国布匹与服装进口；⑥给印度船队以内河运输的特权；⑦取消刑事
侦缉局或对其确立监督；⑧给印度公民以带武器自卫的权利；⑨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
消盐税；⑩禁止出售酒类；⑾释放除“犯杀人罪或教唆杀人罪以外的全部政治犯”。
甘地的11点建议，引起了英国报界的猛烈抨击。国大党内也有很多人以为甘地是在放
弃独立的大目标而只注重11点要求。甘地反驳说，独立不是英国人撤走这个形式，而应该
是像11点建议这样具体、实在，而又能有益于百姓。
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了他对即将开展的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
想：①一旦他被捕，不要像1922年那样只作静静的消极的抵抗，而当发动最积极的非暴力
斗争，以便每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都能尽其最大努力和意愿进行斗争；②这次运动一开始只
由真理学院的师生以及那些能够恪守行动纪律的人参加。有了好的开始，全国可群起响应；
③必须尽最大可能阻止暴力的发生，但非暴力运动一旦发动，只要有1个人活着，就不应停
止。在同一期《青年印度》上，甘地还公布了国大党义务工作队员应遵循的准则，即“不得
怀恨，但要忍耐对方的愤怒，不可杀人而且不可报复；对无理的命令不可因畏惧而服从。不
可伤害或诅咒他人，但要保护对方使其不受伤害，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不得拒捕或被没收私
人财产，但受托管的基金则万万不可交出，即使因此而丧生；一旦被捕入狱应严守狱中规
矩；在团体行动中，必须接受上级命令，万一有严重分歧时，则不妨辞职；作为一个义勇工
作队队员，别希望组织会照顾其眷属。”
此时甘地已成竹在胸。这一次的不合作运动，他决定拿食盐专营法作文章。在多年的节
欲生活中，甘地早已不用食盐，但在气候炎热的印度，盐是每个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
味品。大海赐与人们取之不尽的食盐，然而英国政府却实行食盐专营，借提高盐价和赋税搜
刮民财，使千百万印度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甘地认为：“食盐法是最不人道，非人所能忍受
的。”所以，破坏这一苛刻的法律必具重要意义，并一定能起到轰动效应。他准备亲自率领
一批非暴力信徒从真理学院徒步前往200英里开外的丹地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贩卖，搬运
私盐，以示抵抗决心。同时在沿途进行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声势，引导运动发展。
3月2日，甘地托人给总督送去一封信，陈述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造成的灾
难及英国顽固不肯改变政策，促使人民群起而要求独立的客观现实，并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
立场和行动计划与要求，希望总督提出解决办法。总督的答复简洁明了：“你的行动必然导
致暴力破坏法律，恕不考虑。”
这一结局不出甘地所料，甘地深知：“英国乃是一个从不轻易给与，也很不容易悔悟的
国家。条约毫无意义，它所知道的只有实力。”甘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刻用意可能就在
于让英国政府公开向世人诏示这一点，使其民心丧尽，让所有印度人清楚这一点，从而义无
反顾地投入反英斗争。
为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甘地作了精心部署。甘地打算从真理学院那些训练有素
的学员中挑选敢死队，他认为：“如果真理学院办不到这一点，那么15年以来的心血就算
白费。”甘地也曾考虑过挑选女志愿队员，但他随后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我们必须考
虑到对方的做法，这一次我们是要受苦受难的，甚至准备接受严刑拷打。假如先头部队中安
插女性队员，则政府可能不敢使用原定施展的苦刑。最后经过精心筛选，甘地挑选了78名
真理学院中严守纪律，确信非暴力真理，言行相符且绝对遵守院规的学员。这些人祖籍为印
度各省区，年龄16—61岁不等，其中穆斯林2人，基督教徒1人，“贱民”2人，其余均
为印度教徒。
除极少数妇女儿童作留守人员外，整个真理学院全体动员，准备长征。古吉拉特学院也
暂时停课，除16岁以下学生外，其余师生员工准备沿途交替为长征队服务，还临时办了一
次两星期的讲习，其中选了20个学生作长征队前锋，提前出发去动员组织沿途居民，当有
长征队员被捕，后备人员就替补进去。
3月6日，甘地派出一员虎将帕泰尔动身前往波沙德，准备先行组织民众，以战斗的阵
式接应甘地的队伍。但政府很快便将帕泰尔逮捕。
9日，75000名群众聚集在真理学院门前，庄严宣誓：“坚决向着独立的目标前进，不
得自由誓不罢休！”“坚决信守真理与非暴力。”10日，甘地对集会群众宣讲了长征的日
期，并向群众阐述了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要有了自愿入狱的准备，面
对刺刀与炸弹也会无所畏惧，政府便无可奈何。”“假如印度70万个乡村，每一村庄只要
有10人自己动手制盐，破坏食盐法，哪怕是最暴虐的魔王，我看他也不能拿大炮来轰击这
些徒手的和平民众。假如你们只要少少自制一点食盐。我看政府立刻便会瘫痪。”
甘地每天不厌其烦地给群众灌输这一思想，回答问题，并在早祷和晚祷中发表演讲，鼓
舞士气。他要求大家能够前仆后继，破釜沉舟，并坚守非暴力原则。他还特别鼓励妇女可以
和男子一样参加斗争。
1930年3月12日清晨6点30分，甘地带领他的78名信徒，离开真理学院，开始向大
海进军。群众前呼后拥，各国新闻记者穷追不舍，跟踪采访这支奇异壮观的游行队伍。沿途
村庄的人们手捧鲜花，潮水般涌到甘地一行即将通过的路旁。道路被清扫干净，路面撒上了
花瓣，而后人们跪立道路两旁，虔诚地等候圣雄从身边走过。甘地手拄拐杖，背部微驼，但
却步伐坚定，精力过人。在古吉拉特热浪滚滚的路上，他们日行10公里以上，风餐露宿。
甘地沿途不断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停止对政府效忠，不服从食盐专营法。他还照常祈祷、纺
纱、写日记，为《青年印度》撰文写稿，向各地发布指示，指导工作。全印各地都关注着甘
地的长征，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通栏刊登甘地的照片，各国电影院纷纷上映有关他的活
动的新闻纪录片。
1930年4月5日傍晚6点，甘地一行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走过了将近241英里的漫
长道路，终于抵达离丹地城不远的印度洋海滨。经过一夜祈祷之后，4月6日开始破坏食盐
法。这天凌晨，甘地在早祷时向他的信徒们宣布，如果他被捕，就以泰伯咭为领导人，之后
依次由奈都夫人补上。随后，他们跳入大海举行宗教洗礼。在万民注目之下，甘地俯身在海
滩上淘捞一把海盐，然后将大海恩赐、而殖民当局禁止人民自由享用的白色盐末洒向人群，
并当场发表演讲：“就技术或仪式的意义而言，现在已经破坏了食盐法，任何人都可以破坏
食盐法。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国大党的各地同志，都当告诉周围的人也都
这么干，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犯法的。”
甘地在丹地破坏食盐法，是全国人民等待已久的战斗号令，整个印度半岛沸腾起来。在
大陆沿海各地，甘地的支持者们淘制海盐，分发给群众，全国各地到处是告诉人们如何提炼
海盐的传单和小册子，私盐在各地公开销售，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国大党趁此东风，号召所有各大城市和乡村在4月中旬举行一天罢工和群众性反政府示
威游行，庆祝不合作运动开始。4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地方委员会发出指示，要他们普遍
组织纠查队，不让人走进酒铺和出售英国货的商店及开展其他形式的不合作运动。
各阶层踊跃响应，集会、罢工风起云涌。甘地夫人身先士卒，带着真理学院女性学员出
门查酒。帕迭尔辞去议长职务，并写信给总督，“10万人准备牺牲，100万人准备入狱”。
国大党基层组织常常直接组织抗议性示威。作家、诗人、新闻记者、教师、大学生在举
行公民不服从运动时，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工作。他们用英文和当地文字印行的爱国主义文学
作品和反英小册子以及传单到处流行，宣传队深入各地，直到田间地头，鼓舞人民反对殖民
统治。人民不仅充分动员起来了，而且充分觉醒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洪流，英国殖民当局报以残酷镇压。
4月16日，尼赫鲁被捕，被判6个月徒刑，老尼赫鲁代理国大党主席。加尔各答、孟
买、马德拉斯都发生枪击群众事件，集会游行也被禁止。运动的参加者一般遵照甘地的号
召，通常不积极抵抗警察，而自然走进监狱。但是，警察蓄意挑衅，百般侮辱，甚至连甘地
最忠实的信徒也忍无可忍。和平示威也往往演变成与警察的冲突，甚至武装暴动。如4月
18日，群众袭击了吉大港警察署，23日发生了白沙瓦起义，印籍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甚
至把武器交给群众。虽然起义者最后都惨遭镇压，但群众运动仍轰轰烈烈。
对于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与政府的镇压行为，甘地一并斥责。他呼吁“迷信暴力的人们，
不要妨碍我们非暴力运动的自由”。
这一时期，总督还接连颁布了各式各样的禁令。禁令也只能更加扩大非暴力抵抗的范
围。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专做政府所禁止做的事情。政府每颁布一个新法令，国大党
就会通过一个新的决议案，告诉人们如何去对付这个法令。政府逮捕了许多国大党的委员，
但新委员又替代他的工作，工作委员会照常运转。全国一律执行来自国大党的指示。
5月1日，甘地就暴政问题写道：“死算不了什么，人民的义务很明白，他们必须用最
大的受苦，来对抗有组织的迫害。”他自己则通知总督：“假如不废止盐税和撤回对人民制
盐的禁令，他将前往达沙拉盐场领导一场更大规模的破坏食盐法运动。”
总督的“答复”很快来了。5月4日午夜时分，一位区长带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官和30
名武装警察偷偷摸进了距丹地城3英里的甘地住处，以1827年的防叛乱法所定的叛乱罪将
甘地逮捕，押往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被捕，全印震怒，人民报之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全国市商决定抵制英国布，一次
10万人的游行使警察束手无策，孟买5万工人罢工，甘地囚居的浦那地区，社会名流相继
辞去名誉职位。而警方则疯狂报复，在加尔各答，警察对群众开枪，并大肆搜捕。甘地被捕当天，军队包围了白沙瓦，国大党支部领袖均遭逮捕。军队、飞机、坦克在西北边省大肆调动，开火。6日，有500吨炸弹倾泄到帕萨族人居住地。可是枪林弹雨却压不垮向上的民心。似乎一夜之间，红衫党由800人发展到8万人。旁遮普的高压，压出一个激进的阿亥拉党。
甘地被捕了，但后继有人。甘地之后，泰伯咭又在卡底准备食盐长征。5月12日，他
们上路不久便遭逮捕。21日，泰伯咭的继任人夸都夫人又率2000名志愿队员，整装上路。
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甘地一马当先，前往距孟买150英里的达沙拉盐场抢盐。
盐仓外已掘好壕沟，布满铁丝网。24名英国警官指挥着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
的木棍或手枪，随时准备砸向敢越雷池者。
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
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队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事。队员们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
队员们改变战术，他们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了，警察照打不误，已被打
倒的人还要补上几棍，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前进，坐下，被打倒，躺下，没有一人还手。也许警察对这些毫不还手的非暴力抵抗者打得手软，他们改用脚踢，用手拖，将他们拖到水沟处抛下，再补上几棍。暴行持续了很长时间，被暴打的队员一批又一批躺下，直到所有志愿者被打倒，领导人奈都夫人、曼尼拉尔·甘地被捕。时近中午，已有320人受伤，2人死亡。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密勒说：“在过去18年中，我到过20个国家采访，我目击过无数的暴动、巷战与暴乱，但从没有看到过像达沙拉这次的恐怖与残忍。”他写下了这一罕见的暴行过程并躲过英国政府的截留，由美联社发出，在美国1350家报纸上披露，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惊。
抢盐行动仍在继续，镇压亦在加强。5月18日，470名志愿队员，出发往孟买城边的瓦
达拉盐场，中途即遭被捕。其中10人偷偷前往，也遭逮捕。3天以后，第二次进攻，250人
被捕，多人受伤。25日，第三次进攻，100名志愿队员和2000名助威者决心攻夺盐仓，军
警开枪阻击。6月1日清晨，1500名志愿队员和旁观者大举进攻，群众突破了警察的防守
圈，进到盐仓，抢走了一部分盐，政府立即调集骑兵来驱打群众。同样的行动在卡拉塔尔与沙利卡塔也展开了。
此时的国大党也不退缩。6月5日，国大党阿拉哈巴德会议制定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方案，包括完全抵制洋布，发动不纳税运动，每周破坏食盐法，抵制英国的银行、保险、航运和其他业务，同时继续查酒。工作委员会还呼吁印藉军警要像印度其他同胞一样，为了争取印度的自由而共同奋斗。
6月5日被定为甘地日。这一天孟买举行了盛大游行，65000名工人自动停工参加游
行，有妇女、帕西族、锡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伐表参加游行的队伍长达1英里。全国各地
纷纷响应，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狱已成光荣与时髦，示威群众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抵制英国货的斗争也全面展开。
政府已丧心病狂。6月30日，国大党代理主席老尼赫鲁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被
宣布为非法组织，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千人。为让出监狱关押政治犯，政府大量释放刑事犯，但监狱依然人满为患。至7月间，有67家报社、55家印刷所被查封。白色恐怖之下，《青年印度》只得游动出版。
6月间，英国政府的西蒙委员会的报告书出笼。其建议甚至没有超过总督早已发表过的
那一套空洞的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说法，他们主张酌情开放省的自治权，但必须强化中央的统治，主张采取保留选举制，并扩大中央对土邦的管辖权，尤其是对军队方面的所谓改革，他们认为印度的国防力量不可能不保留相当数量的英国军队，而由总督以总司令的身份直接统率。
上述报告使对英帝国仍抱幻想的一些政党、人士大失所望，连自由主义分子玛拉维亚等
人也转而与国大党合作，这种变化使英殖民政府很感意外。眼见民心丧失，7月9日，总督
表示准备召开圆桌会议，并且保证自治领地位仍是追求的目标。没有变更。1星期后，立法
会议中的民族党、独立党及少数王公们共约40人开会，决议授权贾雅卡促成国大党与政府
间的协商。总督也同意贾雅卡及沙甫诺前往狱中会晤甘地及尼赫鲁父子，以便使之回到谈判桌上。
7月23日及24日，贾雅卡前往耶拉伏达监狱与甘地长谈。之后，甘地给尼赫鲁父子一
封长信，表明了他的态度：可以接受和谈，但条件是必须释放政治犯。当然，他表示自己没有发言权，尼赫鲁的意见才具有决定作用。
27日，斯康比卒等前往内尼监狱与尼赫鲁父子进行了2天长谈。尼赫鲁父子拒绝在未
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商前，特别是在未征得甘地同意以前发表任何意见。他们也给甘地写了封信。
8月1日，甘地向贾雅卡提出了他的修正意见，即假如不给予印度在适当时机脱离英帝
国的权利，或印度不能自行处理关于前述11项要求的问题，则任何宪治都是不能接受的。
10日，政府只得把尼赫鲁父子送到耶拉伏达监狱，以便他们能和甘地一起代表国大党
与政府特使谈判。但直到13日上午，沙甫诺爵士和贾雅卡来后，尼赫鲁父子才得以与甘地
及同囚于此的奈都夫人会面，并一同与政府代表谈判。谈判持续了3天，甘地、尼赫鲁等共
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有自由脱离英国的权利；同意印度建立对人民负责的、完全的责任政府；印度有权在必要时把国民政府认为不合理或不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英国人的要求、特权等提交独立的法院处理等。
总督断然拒绝甘地、尼赫鲁父子等提出的条件，同时加紧镇压。主要的国大党领袖都被
投入监狱，国大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
但白色恐怖之下的运动并未停止发展。文件仍秘密印行，标语一夜之间又满街都是，群
众集会有时突然一轰而起，靠刺刀维持的政府威信扫地，除少数效忠和归顺者外，人民多以沉默和冷脸与政府对抗。在各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罢工业已困难重重之时，农民的抗税运动又异军突起，给这一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往往运动从一地转到另一处，此伏彼起，令政府焦头烂额。
高压政策显然也难以奏效。欧文总督不得不承认：“不管我们如何谴责不合作运动，但
假如我们低估了今天印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一味采用高压，不可能从根本上和永久地解决问题。”
为缓和矛盾，1月25日，欧文总督下令释放甘地以及国大党所有中常委，并撤消对国
大党集会的禁令。
1月26日，印度独立节。甘地及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于这一天获释，给全国人民的
庆祝节日以巨大鼓舞。这一天，全国各地举行庆祝集会，重温独立宣言。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会，在这里，甘地向新闻界发表个人立场：“我个人认为，仅仅释放中常委，无补于现状。政府当局显然尚未觉察此一运动已遍及所有群众，故其领袖们虽拥有声望，却决不能随意篡改行动的方向。”
随后，甘地赶往阿拉哈巴德，探望病笃的老尼赫鲁。国大党中常委也陆续赶到那里，向这位为印度民族振兴事业已心力交瘁的伟人致敬。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逝世。在他弥留之际，甘地一直守候在身边，葬礼及善后
事宜也由甘地一手操办。甘地虽然和尼赫鲁父子观点常有分歧，但他与尼赫鲁家却有深厚的友情，他对老尼赫鲁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极为尊敬。葬礼之后，甘地对报界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甘地一向愿意主动地和他的对手见面讨论任何问题，他具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仅
能从理智上说服对方，而且能找到引起别人善意和高尚情感的途径。
甘地很快给总督拍去长电，提议和谈，总督同意。16日，甘地便动身前往德里。几天
后，国大党中常委也跟到德里。17日，甘地与总督开始正式谈判。国大党的和平条款是大
赦，立即停止迫害，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撤销基于政治立场给予公务员的惩罚。准许自制食盐，禁酒与洋布，调查警察暴行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虽尊重和信任甘地，但对条件一点也不肯放松。政府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其强大压力主要来自丘吉尔为代表的强硬派。丘吉尔认为丧失印度，将是对英国的致命打击，将使之从此堕落为小国。他对甘地极力鄙薄，在一次演讲中出语惊人，他说：“瞧那位伦敦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长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进副王府，在那儿一边与我们的皇帝的代表呷茶交涉，一边还在继续煽动非暴力抵抗。”
和谈就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艰难进行，整个谈判时断时续，直到3月5日下午，甘地和欧文才在总督府签署了和谈协议。这次持续3个星期，经过8个回合，共用去24小时的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甘地和欧文经过这场漫长而令人疲劳的谈判后，都似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欧文提议以茶代酒，举杯庆贺，甘地赞成，但他自己的杯里只要了一点柠檬水、一点盐。他们在一起轻松地谈论着丘吉尔那些讽刺甘地的话题。末了，甘地起身告辞，却忘了土布披巾。欧文为他拾起来，说到：“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上本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乐意，当然也可以连这条披巾也留下来。”
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定极为不满，但经过痛苦抉择，还是
予以通过，并责令各级党部开始执行。至于最终能不能为全体国大党人接受，尚待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决定。
而政府方面却根本无意履行协议。根据协定，非暴力政治犯必须释放，但一些地方政府
态度消极，以致释放过程拖得很长。除这些政治犯之外，还有成千上万政治犯被关在牢中，这些人有的被判暴力罪，有的根本未经控告、审讯、判罪就被囚禁，而且一关就是好多年。甘地在会谈过程中，多次吁请政府也考虑释放这些政治犯，以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但政府不予理睬。
这一切表明，德里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暂停不合作运动的目的远未达到，但甘地本人却信守不渝。他认为假如国大党能坚守诺言，则其声望必会大增，同时可以使政府相信他们有维持和平的力量，亦如他们在不合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一样。
甘地因此而遭致许多群众乃至他的追随者的不满。有群众示威游行，并当面指责他的协
议是卑鄙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还有人举黑旗喊“打倒甘地”，骂他是“独裁者”。但他的威望，他的善于变通与极强的宣传说服力，往往多次使他摆脱困境，化险为夷，这一次也不例外。许多国大党领袖人物尽管心有未甘，但对甘地还是不能不服，再说，在英国政府严酷的镇压下，运动事实上已锐气大挫，而和谈又转移了人民斗争的视线，已很难立刻重振；尼赫鲁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希望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继续在监狱里备受煎熬与折磨，不希望在持续3个星期的谈判之后得到一个谈判破裂的结果，而让人民失望，他们更不想让他们的领袖为之呕心沥血换来的一点“成果”化为乌有。
鉴于国内形势，6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提议在上述两